打工笨死了?

今天決定繼續扮演一個唱反調的角色。

日前監察院王院長「大學生打工笨死了」的言論在國內引起了渲然大波，這段期間也陸續看到了各界對此事的回應，當然，包括很多網友的發言。至於為何遲至現在才發表我的看法？除了時間受限不允許的因素，實在是不想站在那個浪頭上起舞──到目前為止正反雙方的言論在我看來都非常的搞笑，好像這些「打工族」不是拜金郎(女郎)就是需要接受社會關懷的三級貧戶一樣。

那麼陳之藩筆下的「哲學家皇帝」呢？

中學生送牛奶、送報；大學生作苦力、作僕役，已經是太習慣了的事。這些工作已經變成了教育的一部分。這種教育，讓每一個學生自然的知道了什麼是生活，什麼是人生。所以一個個美國孩子們，永遠獨立、勇敢、自尊，像個哲學家帝王。
希臘哲人，想出一套訓練帝王的辦法，這種辦法是讓他「從生硬的現實上挫斷足脛再站起來，從高傲的眉毛下滴下汗珠來賺取自己的衣食。」這是作一個帝王必經的訓練，可惜歐洲從未實行過這種理想。沒有想到，新大陸上卻無形中在實踐這句話，每一個青年，全在無形中接受這種帝王的訓練。
作卑微的工作，樹高傲之自尊，變成了風氣以後，崢嶸的現象，有時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耶魯大學有個學生，父親遺產三十萬美金，他拒絕接受。他說：「我有兩隻手，一個頭，已夠了。」報紙上說，「父親是個成功的創業者，兒子真正繼承了父親的精神。」

雖然陳之藩所描述的是五六十年前的美國社會，不過再怎麼說這些「美國青年」的物質條件，應該不會匱乏到需要靠打工來維持家計吧！

當然你可以說拿陳之藩筆下的美國青年來比擬現在的台灣學生有點扯，但從更深層的面向來探討這個問題，個人認為「大學生打工」的爭論所反映的，其實是不同世代的社會環境與價值觀的差異。

先從王院長的言論開始說起，面對外界的質疑，王院長曾做出澄清，強調「自己大學時也有打工經驗，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當年是在賤賣時間，因此才希望年輕人不要把時間花在打工上」。

如果按照機會成本的概念來講的話，按照王院長的觀點，打工的機會成本顯然大於看書學習的機會成本。可是講到這裡就出現問題了：既然打工的機會成本大於看書的機會成本，為什麼王院長還會選擇打工？

還不簡單？如果沒有打工、兼差賺錢，王院長的學費、生活費從哪來？也就是說，王院長似乎將打工與念書學習看成了「非此即彼」的互斥概念，但實際上若沒有打工的報酬來維持的話，他的學業也不容易繼續下去。雖然台灣整體經濟環境比以前來得寬裕優渥，可是這並不代表沒錢繳學費的大學生己經絕跡，難怪王院長會被砲轟。

王院長大概也發現這樣講不太妥當，也因此他提出了下一段論述：經濟狀況不佳的學生可以先申請貸款，如果貸款之後還無法應付開支，再考慮打工也不遲，因為書如果讀得好，日後就會飛黃騰達，這些貸款相形之下也就不算什麼了。

那麼，是否真如王院長所言「書讀得好，日後就會飛黃騰達」？倘若各位有看過我日前發表的文章大學錄取百分百，好嗎就知道，1966年青輔會所做的調查，發現文、法、商、農科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需要輔導的高達三分之二。既然四十多年前大學畢業生不分科系都有就業困難的現象，顯然當年大學生就已缺乏「競爭力」，王院長的論述要如何成立？

由此就引出了本文要討論的重點：何以王院長會把求學看得如此重要？

從客觀環境背景來看，當年大學考取不易是一個重要原因，在1960年代每年報考大學達錄取標準的比例大概都維持在四成左右，然而在當時大專聯考「先填志願後考試」的制度底下，達到錄取標準並不代表上大學的保證，再加上當年大專院校主要是給高中生報考，而全台高中錄取率不到五成(如果要以同年齡層的就學情形來算的話，比例還會更低)的情況下，大學文憑自然較現在更具有其價值。除此之外，學習資源有限也扮演關鍵的因素，在資訊、資源缺乏的年代，教育系統成為最有機會接觸新知的管道，人們對教育系統的依賴、想透過教育翻身的渴望自然較高。

主觀思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960年台大、政大、成大三校夜間部開始加入大專聯考的行列，1961年師大也跟進，但是這些學校在1962、63年又相繼退出。而除了台大夜間部改招在職青年為主外，其他公立大學夜間部便陸續停辦了。

公立大學夜間部之所以會「招生失敗」，個人認為極大的原因出在政府與民間的主觀認知落差。政府的立意是希望夜間部的開辦，能夠使高等教育產生一個升學與就業兼顧的管道，然而在一般大眾「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底下，進入夜間部就讀的仍然是「全職學生」。由於日夜間部的資源差異，公立學校夜間部的最低錄取分數只能像私校日間部看齊，也使得大學夜間部學生就讀意願不高，多致力重考日間部。而在夜間部學生皆為「全職學生」的情況下，白天無所事事、晚上精神渙散，也使得學習效能低落。由於上述諸多情況產生的連鎖效應，自然導致夜間部的失敗收場。

然而現在的大學生與「王院長的時代」相較，主客觀條件出現了很大的差異。就客觀條件而言，在「七分上大學」的情形下，大學文憑已急速貶值，四十多年前「學習與社會運用脫節」的情形自然就更加被放大。而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接觸新知的管道也不是大學所獨有，透過學校學習求知的意願自然也隨之降低。

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主觀思維又會產生何種改變？《當教授變成學生》書中，作者麗貝嘉‧納珊對她所任教的美國州立大學生所做的調查，其實就相當於台灣大學生的縮影。根據她的調查，學生的平均回答是：65%的學習來自教室以外，教室以及與課堂相關的事物只占35%。

那麼學校所代表的，難道僅限於文憑的授與嗎？為了進一步探究下去，麗貝嘉‧納珊問了學生一個問題：

如果現在大學給你學士學位，但是你必須付清學位該交的錢，並且立即搬出宿舍。你願不願意拿了學位，離開學校？

關於這個問題她得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結果：三分之二的人會選擇留在學校繼續念書，然而大部分學生選擇留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大學文化」的吸引力，真正為了「求學」而留下來的，只占其中的五分之一。

時和老兄一直問我是不是沒看到王院長強調的「翹課」兩個字，在我看來「翹課不翹課」已經不是討論的重點了。因為當課堂學習不再是上大學的主要動機的時候，別說是「翹課打工」，就是「翹課玩社團」、「翹課把妹」都有可能發生，只是這個世代打工的情形更為普遍而已。根據麗貝嘉‧納珊對她所任教的大學學生生抽樣調查的結果，「打工族」佔了整體學生比例的八成。

當然我個人是不贊成「翹課打工」的行為，因為我認為如果你選了一門課程，認真學習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要不就不要選擇這門課。但是我無法拿同樣的標準去檢視其他人，因為台灣的大學生絕大多數鮮有選課的自由。首先「系必修」就占去畢業學分的大半(而通常這些必修課程不但內容排定，就連老師也都固定)，而剩下的選修課程還有一部分要挪給「系必選」，學生實際能支配的學分可說是少之又少。沒幾間學校像我過去唸書的地方一樣讓你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甚至醫學院都可以自由跑，只要你學分修得過(縱然如此，我的學校還是有「擋修」的機制，比方說法學院的課程，與一些進階的課程)。

講了這麼多，所要強調的只有一點：不同世代會產生不同的觀念、思維，每個世代也都有它自己的出路。因此如果硬要將這個世代的價值觀強加到另一個世代上，到最後只是凸顯自己跟另一個時代脫節而已。